江泽民与华莱士谈笑风生[完整版]

　　江泽民：首先，我想用英语说几句，时光飞逝，我们首次见面是在1986年，那时我是上海市长，我希望能通过你的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最良好的祝愿。

    麦克-华莱士：您是否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中美关系的现状？

       江泽民：我认为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当然这中间就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风风雨雨，有的时候多云，有的时候甚至还乌云密布，但是有的时候多云转晴。我认为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大家都有一种良好的愿望使得我们两国关系，向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前进。

       麦克-华莱士：戈尔和小布什必有其一在您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正在看这个节目，您想跟他们谈谈您对美中关系会怎样发展的看法吗？

       江泽民：对于两党的宣传与竞选纲领，我都看了，但我没有你们自己了解得深。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任何一个候选人当选以后，从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考虑，都应该进一步改进中美的友好关系。有人也跟我讲，你不要去相信某某所讲的对华不友好的东西，因为那是在竞选期间讲的，将来真正当选以后对中国都是友好的。我但愿如此。

       麦克-华莱士：最近，中国一家报纸把美国描绘成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您真的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了吗？

       江泽民：我今天与你交谈，我很希望给美国人民一个信息，促进我们相互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所以，我不喜欢用太多的很严厉的字眼来进行交谈。刚才我讲得很清楚，你们经济那么发达，你们的科学技术力量那么发达，所以你们有一种比较高的优势地位，往往表现的态度可能不能够对其他的所有的国家采取一种非常平等的地位。我们很坦诚地讲，美国由于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比较发达，往往恐怕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当政的恐怕还是有这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麦克-华莱士：你是否指美国看不起中国？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是否太显耀？

       江泽民：我也不是单单说你们单纯的对中国，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而且我们有12亿多人口，中国已经通过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所以恐怕你们还不太敢小看中国。

麦克-华莱士：您到今天是否还认为美国是有意地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

江泽民：我只能反过来对你讲，美国是拥有高度技术的国家，所以至今为止，美国的一些解释认为是“误炸”，还是难以令人信服。

麦克-华莱士：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有什么好处呢？

江泽民：那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技术这么高度发达，你们的军事指挥系统又是那么先进，你们有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而我们大使馆的标志又是那么清楚，为什么最后得出这样的结果，这仍是一个疑问。但是我们还是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使得我们中美两国共同进入二十一世纪。

麦克-华莱士：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会犯错误的，愚蠢的错误。这仅仅是误炸，美国人对此毫不怀疑。我们为何要炸中国使馆呢？

江泽民：克林顿好多次对我表示道歉。但是，我对克林顿讲过多次，当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我们12亿多人怒吼起来了。虽然我们人口这么多，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还是非常宝贵的，有3个人牺牲了，所以我对他讲，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主要是因为你是代表美国人的，我是代表中国人的，恐怕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要达到完全一样是很不容易的。

麦克-华莱士：如果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是否以研制更多的导弹来作出反应？

江泽民：我们反对你们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反对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个态度是很鲜明的。中国考虑的就是我们绝不会使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对中国来讲，我们增加我们的国防力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对美国一定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我们认为，这对整个世界和平是很不利的，因为这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种气氛，使人们感觉到不是大家都在从事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这非常自然地会使我们感到是一种威胁。

麦克-华莱士：如果美国坚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会增加核力量吗？

江泽民：我们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我们也是有核武器的。但是我们始终把核武器维持在最低的数量，同时我们宣布我们绝对不第一个使用核武器。

麦克-华莱士：您刚才讲，希望能改善美中关系，那么您想怎样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呢？

江泽民：我想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希望领导人之间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观点。1993年，我与克林顿见面，我就讲了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登高望远。戈尔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了我们宋朝宰相王安石的一首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麦克-华莱士：邓小平曾对您讲，“我希望您是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您当时的答复是：我觉得如履薄冰。您当时肯定是在考虑自己是否做好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准备？

江泽民：今天我可以给你坦率地讲，我从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来的，我丝毫没有这个准备来当全中国的领导人，我是希望能够考虑比我更能干更合适的人。最后，我们的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领导人认为我是合适的，同时我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选举产生的。最后，我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